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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日前，武漢大學( 招生辦)將在明年舉辦120周年校慶的消息引來眾多質(zhì)疑。1983年過完“七十大壽”，10年后就過“百年華誕”，武大創(chuàng)立年限現(xiàn)在被追溯到1898年中國現(xiàn)代大學開端之前。媒體報道稱，爭當“中華老字號”并非武大一家，不少大學也存在類似問題。本期話題，我們一起來聚焦這一現(xiàn)象。

　　“校慶搭臺，經(jīng)濟唱戲”可以休矣

　　圍繞武漢大學明年的120周年校慶，社會上出現(xiàn)了各種不同的聲音。明年武大建校究竟是120周年還是100周年，這應該算是一樁學術(shù)上的公案，局外人似乎也沒必要過多關注。但無論是武漢大學校方還是批評者，其爭論的重點似乎都不止于此。社會所關心的，是這幾年興起且漸呈泛濫之勢的所謂“校慶文化”現(xiàn)象。

　　這就迫使我們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：大學為什么要大搞校慶？極而言之，為什么現(xiàn)在一些大學熱衷于大搞校慶？

　　當前，一些大學似乎把逢五逢十的校慶當成了頭等大事，提前多年籌備不說，為了達到某種效果甚至不計成本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，甚至影響到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安排。這就不能不讓人有所擔憂了。

　　大學之所以要花大氣力舉辦校慶，原因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：一是借此擴大社會影響，讓社會各界了解學校，特別是了解學校這些年取得的新成就。二是加強與校友之間的聯(lián)系，維護和開發(fā)校友資源。三是爭取辦學資源，贏得各方面對學校建設的支持。其中，爭取辦學資源是最關鍵、最直接的原因，擴大社會影響也好，加強校友聯(lián)系也好，最終都是希望能達到支持學校建設的目的。

　　不可否認，通過校慶這種形式可以擴大大學的社會影響。但即使是圍繞校慶的宣傳，同樣必須嚴守“名實相符”這一底線，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。從最近媒體的曝光看，這些年個別高校隨意更改校慶紀念日，蓄意拉長建校時間，故意盜用別校校史，鬧出了許多“校史”變“笑史”的笑話。還有一些高校為了擴大影響，借校慶之機刻意制造轟動性新聞吸引公眾眼球，花費巨資邀請娛樂明星舉辦與學術(shù)無關的活動，與大學的本質(zhì)精神相違背。試想，這樣的校慶到底向社會擴大了怎樣的影響呢？

　　校友是學校的寶貴資源。從國外的情況看，有所成就的校友為母校的建設出把力，似乎也是天經(jīng)地義的事。對我國高校而言，校友資源確實尚有待挖掘?？尚c是開發(fā)該資源的最佳時機嗎？對于一些大額捐贈的校友，學校理當給予一定的禮遇，比如安排講演活動、授予名譽稱號等等，但在校慶這個“序長不序爵”的特殊時期，如此安排勢必會傷害另一些校友的感情。

　　如今的校慶花樣繁多，有建校校慶、命名校慶、重組校慶、更名校慶、遷校校慶，等等。有時候連本校校友都不明白為什么沒過幾年就來一次大慶。此外，對于那些熱衷于三天兩頭搞校慶，或是借校慶之機大搞基本建設的高校，如何加強與校友的聯(lián)系更值得深思。經(jīng)歷了歷次分拆整合、更名重組，不少老校友面對陌生的校名和嶄新的校園，缺少了身份的認同、思情的舊物，對母校的感情如何接續(xù)尚是問題，又怎么會心甘情愿地支持學校建設呢？

　　辦學經(jīng)費短缺，是如今高校共同面對的問題。從這個角度看，通過舉辦校慶的形式籌措辦學經(jīng)費、爭取辦學資源，本意是為了學校的發(fā)展，即使因組織不當出了些意外，也無可厚非。但我們必須看到，通過校慶籌措經(jīng)費，進而發(fā)展為籌措經(jīng)費依賴于校慶形式，已經(jīng)使一些學校的校慶完全變了味。這實際上是前些年一些地方推崇的“文化搭臺，經(jīng)濟唱戲”的變形，其弊端已日益顯現(xiàn)。牛津大學800年來從來沒搞過像樣的校慶，不僅沒有影響到其籌措辦學經(jīng)費，也沒有影響到這所世界名校聲譽的傳播。由此看來，我國一些高校的校慶形式和經(jīng)費籌措方式，都有必要作出根本性調(diào)整。儲召生

　　大學校史，誰的記憶誰的歷史？

　　時下一些高校因校慶而引發(fā)的“校史風波”令人關注。相較之下，另一些高校對于校史的態(tài)度，更發(fā)人深省。

　　據(jù)1988年出版的《北京大學校史(1898一1949)》（增訂本）記載，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而京師大學堂又可視為太學、國子學（或國子監(jiān)）的繼承者。1948年北大校長胡適在《北京大學五十周年》一文中也曾提到:“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，他可以追溯‘太學’起于漢武帝元朔五年（西歷紀元前一二四年）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。那是歷史上可信的‘太學’的起源?！比欢麉s就此打住，且筆鋒一轉(zhuǎn):“但北京大學向來不愿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的太學的繼承人，不愿意賣弄自己那兩千多年的高壽……都是承認戊戌年是創(chuàng)立之年?！?/p>

　　北大為何如此謹慎而不愿拉長自己的歷史？其實，北大的謙虛蘊涵著一種相當成熟的“野心”，即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化進程的原動力。從北大的立場考慮，與其成為歷代太學的正宗傳人，不如扮演引進西學的開路先鋒。如此看來，校史的溯源，就不僅關系一個學校自我形象的塑造和歷史地位的建構(gòu)，而且還牽涉到對一個國家教育體制變革以及外來西學東漸的認同。

　　其實，每一所學校都有一個源頭。自此，在師長和學生中間，在教學的具體過程中，便會逐步形成一以貫之的學源傳統(tǒng)，延綿不絕的精神之脈。有之，不可視而不見；無之，也不能人為構(gòu)造。否則，歷史豈不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？

　　應該說，書寫一個學校的歷史，就是敘說這個學校曾經(jīng)發(fā)生的故事。把哪一些材料連接起來，才更利于建構(gòu)一個學校真實的歷史呢？

　　校史的書寫結(jié)構(gòu)，實際上就代表對學校歷史的認知方式。毫無疑問，師長和學生是學校的主體。一方面，如梅貽琦所說：“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”因此，大師是校史的重心。另一方面，大學也是訓練人格、傳承文化的獨立機關。大學的意義在于造就理想人才。因此，青年學子的成長同樣在校史中不可或缺。

　　不過，師生的活動也要有一個“舞臺”背景。這個“舞臺”，既應有人造的建筑，也應有自然的景觀。現(xiàn)在，湖南大學(招生辦)把自己的歷史追溯至岳麓書院，雖然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，但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：多少年來，岳麓書院已成為湖南大學的一種“集體記憶”。無論過去、現(xiàn)在還是將來，它的遺址都是一個象征、一種無形的力量，參與著湖南大學歷史的形塑。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岳麓書院完全可以寫入湖南大學的歷史，至少是1926年以后的歷史。

　　如此而論，學校的歷史，首先應當是學校師生歷史。但又不獨于此，它還應該是一個學?？臻g的歷史、建筑的歷史、生態(tài)的歷史。更有甚者，學校的歷史也不該只是既成事實的備忘錄。在不同的時空中，對學校未來的想像和未實現(xiàn)的愿景，也可以成為學校歷史的一環(huán)。周良書

　　聲音

　　校史并不是塵封的故紙堆，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精神文化養(yǎng)料。在當下一些大學被功利、浮躁之風裹挾的情形下，回顧校史，讓人以史為榮，也可以史為鑒。（中國教育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