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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站在臺上的蔣易澄聽了“好想哭”。“不是因為他表揚我，而是因為有個理解你的人，那一分鐘特別受觸動。”她說。

　　論文答辯前，蔣易澄把這篇論文快遞給母親，想聽聽她的反饋。李桂珍這才知道，自己成了女兒的研究對象。

　　“她成熟了很多。”李桂珍說，“平時說不出來的話寫出來了。”

　　看完論文，接通女兒的電話時，李桂珍已經恢復平靜。她甚至有點挑剔地說：“有些用詞語句還不是那么流暢，很多故事還沒寫進去。”

　　“哎呀這個是論文，不是你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的。”蔣易澄忍不住笑了。她根本不知道，要求總是那么高的母親在打來電話前剛剛哭過。

　　蔣易澄的論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來的一個心愿。1998年，蔣易澄的外公被檢查出矽肺晚期。他是一名八級鉗工，當年響應國家號召，帶著全家從貴州到這里支援三線建設。他在病床上跟兒女說：“我把你們帶過來，現(xiàn)在帶不出去了。”

　　當著父親的面，李桂珍一直忍著，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場。那時她下崗，姐姐下崗，哥哥下崗，嫂子也下崗，幾乎全家人都下崗。“如果我們條件好一點，他精神壓力不會這么大，因為他也自責，是他把我們帶進礦里的，他覺得是他的責任。”李桂珍的眼睛濕了。

　　兩個多月后，老人去世了。臨走前，他曾想買塊手表留給妻子，只需要兩三百塊錢?？赊讚?jù)的老鉗工沒這筆錢，女兒李桂珍也掏不出來。這個遺憾讓她至今覺得愧對父親。她想把父親的故事寫出來，“我覺得我爸跟王進喜比也不差??！”

　　蔣易澄考上新聞學院后，李桂珍叮囑女兒：“你學這個嘛，要在寫作上好好練一下，如果有機會，將來把你外公、把七礦的事寫出來。”

　　她只是這么一說，但蔣易澄一直記在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