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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數不是“反革命”，它只是替罪羊，是教育不公平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的替罪羊。

自1956年奧數被華羅庚引進中國之后，這個原本只適合少數具有數學天分的孩子學習的內容，逐漸被扭曲為升學的籌碼，使得無數普通學生飽受其害。變異后的奧數確實該打，但板子還不能只停留在它的屁股上。

北京市近日暫停所有的奧數培訓，眾名校也表態(tài)不將奧數成績作為升學依據，卻引發(fā)許多家長“此舉會加劇拼爹游戲”的擔憂。這是家長們對升學難、以錢權擇校的擔憂。

奧數的瘋狂程度幾乎都與當地的擇校熱成正比，比如在北京，這個流行以推優(yōu)、共建生、條子生、錢權擇校等方式“小升初”的首善之區(qū)，有一位家長竟然給孩子報了7個奧數班，以確保他在“走鋼絲”般的“小升初”中能如愿進名校。它的背后其實是擇校熱，而擇校熱的背后，又隱藏著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盡管這一制度早被廢除，但事實上的重點學校卻從未退出歷史舞臺。正是它導致了學校之間的巨大差距。

要大幅度地緩解、削弱擇校熱，從長遠來看，真正可靠的出路只有一條：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(fā)展，辦好每一所學校。舍此無他途。教育學者楊東平9月18日在接受騰訊訪談時說，發(fā)生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所有亂象背后，都是政府行為，或者亂作為，或者不作為。他認為，能否治理好擇校，關鍵在于，政府主管部門是站在少數重點學校的立場上，維護它們的特殊利益以及自己的特權，還是恪守《義務教育法》的精神，強有力地縮小學校差距，辦好每一所學校。

盡管，義務教育確定了免試、就近入學的原則，反對選拔性、競爭性和淘汰性的選拔生源的方式，但在目前學校辦學差距過大的情況下，要求就近入學也會造成教育不公。每個孩子都有享受優(yōu)質教育的權利，如果因為戶籍、家庭住址的限制而失去這樣的機會，家長們自然會心有不甘，稍有能力者則會努力通過擇校手段改變不利的局面。

擇校，實際上是在選擇好的老師、豐富的教育機會、優(yōu)質的教育資源、良好的學習氛圍。而在這些方面，即便同處一個區(qū)，名校與普通校、薄弱校之間，確實有天壤之別。在北京，有的小學其圖書館藏書近十萬冊，圖書閱覽室就有7個，能定期舉辦“體育節(jié)”、“藝術節(jié)”、“科技節(jié)”、“讀書節(jié)”等大型課外活動，并有機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辦校慶，或在國家大劇院開藝術節(jié)，或在“鳥巢”舉行運動會；還有的小學與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韓國等國家的學校建立友好學校，老師與學生們出國學習、交流的機會很多；有的小學有條件成立100多個興趣小組，開發(fā)的特色課程令人眼花繚亂，包括航模、艦模、車摸、定向越野、機器人、圍棋等。沒有雄厚的資金和充足的師資支持，要擁有上述學校的教育資源，是天方夜譚。而且，這些名校的學生既有見多識廣的機會，也可能獲得更多、更高的榮譽，還能在“小升初”中得到更多的資格，比如其推優(yōu)比例就比普通小學要高。

另一個問題是，即便你的家就在這些名校旁邊，你的孩子恐怕也沒有機會成為就近入學的幸運兒。據媒體報道，北京有多所小學就近入學的生源比例均低于50%。有的成為以招收擇校生、共建生為主的“貴族學?！?，其就近入學的生源比例不到20%。樂意開門辦學的學校，遭家長拋棄；家長渴望就近入學的名校，卻緊閉大門。這就是北京等地的義務教育現狀。

教育規(guī)劃綱要規(guī)劃了一個似乎觸手可及的“桃子”，它明確提出，到2020年，要基本實現區(qū)域內義務教育均衡發(fā)展，切實縮小校際差距。要在剩下的8年或更長的時間里實現這個目標，政府需要大作為。一是要少做錦上添花，多干雪中送炭的事情。眾名校具有較強的吸納教育資源（包括資金）的能力，政府應主動與它們保持距離，把更多的精力和經費向薄弱學校傾斜，如此才有可能“保峰填谷”；二是要切實推進縣域內公辦學校校長、教師的交流制度。這是有望在短期內提升薄弱校辦學質量的舉措。實踐證明，一個好校長和幾名好教師，就有可能在一兩年內激活一所死氣沉沉的學校。日本的中小學生就享受到了這種流動的好處，該國的公立基礎學校的教師平均每6年流動一次；多數的中小學校長一般3～5年換一所學校，每一名校長從上任到退休，一般要流動兩次以上；三是應將“小升初”、“初升高”的招生指標，根據區(qū)域、學生數等條件，按一定比例分配給各個學校，而不論生源校的聲望高低。解決了升學之憂，擇校熱隨之也會降溫。

政府應該傳播并力行的一個價值觀是：建立在掠奪優(yōu)質生源和資源基礎上的名校，不是一所值得尊敬的學校。